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（2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《红楼梦》阅读随笔之十三

（接上帖）

四、究竟是什么重大的原因，导致抄本系列的《红楼梦》只有前八十回呢？

抄本系列的《红楼梦》（或称《石头记》），只有前八十回，明显是一个“断臂的维纳斯”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重大的原因，造成了后四十回（或者后二十八回）的缺失呢？自从《红楼梦》问世二百年来，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惑着人们，也引起了红学家们不懈地考证和猜测，但对此至今仍然没有定论。梳理一下各方的意见，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。

一是借阅迷失说。这种说法来自于脂本系列的批注。批注者之一的畸笏叟在书中说：“茜雪至‘狱神庙’方呈正文。袭人正文标目曰《花袭人有始有终》，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，与《狱神庙慰宝玉》等五、六稿被借阅者迷失。叹叹!丁亥夏，畸笏叟。”而且，这样的说法至少在书中出现了三次，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。根据一些红学家的考证，《红楼梦》（或称《石头记》）诞生之初，是在一个十分狭小的亲友圈子里流传，作者不信任、不放心的人，应该是接触不到的。那我们不妨想一下，这个将后四十回“迷失”了的人，怎么会这样马大哈，对作者的心血豪不珍惜，而将如此重要的文稿给“迷失”了呢？而且，被“迷失”的后四十回，难道只是没有底本的初稿，“迷失”后作者就无法再补写出来吗？如果作者当时已经不在世，那就可以肯定后四十回不会是孤本，因为越到最后书稿抄阅次数越多，借出的这一稿即使丢失，另外的稿本还会在，不至于成为难以弥补的损失。因而，这个由批书人透露出来的说法，可能隐含着十分重大的秘密，不会只是一次简单的丢失事件。

二是清廷封杀说。持这种说法的红学家们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。周汝昌先生在其代表作《红楼梦新证》中说，“《红楼梦》在清代中叶的出现，是对封建制度的一个极大的冲击，它的大逆不道的异端思想和明目张胆的暴露丑恶黑暗，非常不利于当时的统治阶级，因此大为他们所注目和仇恨。”但此书“已然在重价之下不胫而走，影响极大，”完全禁毁难以做到，于是“便找到了才子高鹗，干脆将八十回后原稿毁去，另行续貂。”这一观点，后来又在《红楼梦“全璧”的背后》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，变成了高鹗续书是在乾隆皇帝及其大臣和坤策划下的“一个政治事件”。但周汝昌先生的这种看法，基本上只是自己的揣测和想象，没有充分的资料能作印证，因而受到了很多红学家以及读者的质疑。其实，《红楼梦》问世的时候正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，如果统治者认定此书大逆不道，必定采取严厉手段予以禁毁，绝不会费那样大的劲让人搞个续集出来，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。况且我们看到的前八十回，批判的色彩已经够浓厚的了，将其删改一下，再搞个反其意的续集，就能完全改变该书的主题思想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百二十回本，据说就是删改过的，人们不是照样看出它的批判性吗！可见所谓清廷封杀、篡改的说法很难成立。

三是作者焚毁说。批书者说，八十回后的书稿被借阅者“迷失”了，这种说法实在太勉强，因而大多数红学家们以及读者都不相信，但又没有其他资料证明后数十回到底哪去了，于是便有不少研究者推测：考虑到当时正是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，作者为了避祸自保，或者由于亲友的谨慎，最后只公布了前八十回，而隐匿或销毁了后数十回。这个说法同样没有充足的资料证明，但是十分合乎情理，比前两种说法都更有可信度。因为此书最早就是在极少数亲友圈子里流传，而且即使前八十回也仍然有不少“碍语”，倘若作者没有这样的考虑，又何必如此小心翼翼、遮遮掩掩呢！作者隐名埋姓，批书人也藏头露尾，既想让读者品味到其中隐含的历史，但又不愿意完全让人知道得太多，从侧面似乎也可以作为此种观点的一个印证。

所以综上所述，八十回后书稿缺失的原因，最有可能是作者或亲友为了避祸，将其自行销毁了。脂批中所谓让借阅者“迷失”的说法，不过是相关者找了一个借口而已，而且还是设下了一个谜的借口，故意让读者去揣测这背后的故事。

五、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相比，思想性、艺术性上的落差到底有多大呢？

对于后四十回艺术水平的高低，红学界的争论可谓是硝烟四起，两种相反的观点尖锐对立，至今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红学家，对后四十回完全持否定态度。周先生认为，高鹗续书是在乾隆皇帝亲自策划下的阴谋活动。因为封建统治者害怕《红楼梦》，但又无力消除它的巨大影响，于是找到高鹗，毁去八十回后的原稿，“另行续貂”，篡改原书。高鹗则得到一堆银元和功名这两样报偿。高鹗续书以后，《红楼梦》“整个全身走了样，变了质”，后四十回里，“一派胡言，满嘴梦呓”。周先生在其著作《红楼夺目红》中，斥责高鹗的续书“是中华文化史上一桩最大的犯罪！伪续使雪芹这一伟大思想家在乾隆初期的出现横遭掩盖扼杀，使中华民族思想史倒退了不啻几千几百年”。

蔡义江先生在其《解读红楼》一书中，专门论证了两部分之间的具体差别，主要观点为：一是后四十回“变了主题，与书名旨义不符”。按照原作者的写作意图，故事的结局是“家亡人散各奔腾”，是“树倒猢狲散”，是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“可是这一主题或总纲，在续书中被改变了。”“贾府虽也渐渐‘式微’，却又能‘沐皇恩’、‘复世职’”，“续书让黛玉死去、宝玉出家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小说的悲剧结局虽属难得，但悲剧被缩小了，减轻了，其性质也改变了，且误导了读者。”二是“过于穿凿，求戏剧性而失真”。“续书中编造宝玉婚姻的‘调包计’情节，就是最典型的‘穿凿’例子。”蔡先生认为，贾母“弃病危之外孙女于不顾”，不合乎情理，也与她素来“宽厚爱幼”的性情不相符合；“凤姐是有算机关、设毒计的本领”，但“她能出这样不计后果又骗不了谁的拙劣的馊点子吗？”三是“扭曲形象，令前后判若二人”。“贾母、薛姨妈、宝钗等一些人物形象，在续书中为编故事被任意扭曲”。尤其是“宝玉完全变了个人，什么文思才情都没有了，他几乎不再做什么诗。”四是“语言干枯，全无风趣与幽默”。蔡先生认为，前八十回语言风趣，文笔诙谐，比如宝玉向卖假的江湖郎中王一贴打听，“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？”实在令人忍俊不禁，到了后四十回，这样的语言和情节，几乎再也找不出一处。五是“缺乏创意，重提或模仿前事”。六是“装神弄鬼，加重了迷信成分”。七是“因袭前人，有时还难免出丑”。总之，蔡义江先生通过前后对比，指出了后四十回存在的主要问题，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后四十回一无是处，因而他承认“续作者和整理刊刻者所做的工作都还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，不能否认他们都是有功绩的。”

不过，与周汝昌先生的阴谋论不同，蔡义江先生认为“续书改变繁华成梦的主题、不符合原著精神等种种问题，是出于续作者在思想观念上、生活经历上、美学理想上、文字修养上都与曹雪芹有太大的差距，无法追踪蹑迹地跟上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，倒不是蓄意要篡改什么或有什么阴谋。”

对后四十回批评有加的还有一些著名作家，如张爱玲、刘心武等。尤其像张爱玲，谈到自己读至第八十一回“占旺相四美钓游鱼”时，便觉“天日无光，百般无味”，仿佛进入了“另一个世界”。得知是高鹗续书之后，便忍无可忍：“《红楼梦》未完还不要紧，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蛆”，完全将后四十回否定了。

与周汝昌等红学家所持否定意见相反，另外一大批作家和学者，则对后四十回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基本的肯定。

鲁迅先生对后四十回的评价较为持平，认为“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，而大故迭起，破败死亡相继，与所谓‘食尽鸟飞，独存白地’者颇符，惟结束又稍振”，“是以续书虽亦悲凉，而贾氏终于‘兰桂齐芳’，家业复起。殊不类茫茫白地，真成干净者矣”。从以上观点来看，鲁迅先生基本上肯定了后四十回保存了前八十回的悲剧气氛。

胡适先生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一书中说：“《红楼梦》的后四十回，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，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。他写司棋之死、写鸳鸯之死、写妙玉之死被劫、写凤姐的死，写袭人的嫁，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。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……”应该说，胡适先生对后四十回的优点，还是给予了比较客观、公允的评价，并未完全否定。

林语堂先生则对后四十回作了全面、充分的肯定态度。他在《平心论高鹗》一文中，认为“宝玉虽中举”，但“遁入空门”，“仍不能不说是悲剧下场”；贾氏沐皇恩、延世泽，结局仍是衰败，“树倒猴狲散”。后四十回“写到此种境地，这是中国文学史空前的大成功”。林语堂先生特别强调前八十回与续书的浑然一体：“高本四十回大体上所有前八十回的伏线，都有极精细出奇的接应”；“人物能与前部人物性格行为一贯，并有深入的进展”；高本“有体贴入微，刻骨描绘文字，似与前八十回同出于一人手笔。”正是基于这些认识，他否定俞平伯提出的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的意见。他认为，程伟元、高鹗确实得到过曹雪芹原作的散稿抄本，但残缺不全。高鹗的贡献是做了“修补”、“补订”之事。后四十回是“据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”。

早年曾大力否定后四十回的俞平伯先生，经过了大半生的反思之后，于去世前忽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：“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”，反映出一位有学术操守的老人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。

从整体而言，《红楼梦》的后四十回确实不如前八十回，但是后四十回的这些精彩的部分，和前八十回如出一辙，如出一人之手，非大手笔所能轻易续出。因而可以说，后四十回的补续基本上还是成功的，至少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糟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肯定后四十回的功绩。

一是后四十回完成了前八十回的总体布局，使之成为一部故事完整的作品，这对于《红楼梦》艺术价值的实现和流传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。虽然后四十回确有一些人物的命运、结局安排，与原作者的设想有较大出入，但就总体而言，后四十回还是基本上继承、延续了前八十回的艺术构思。围绕宝黛的爱情悲剧，先后还有元春的薨逝，迎春的惨死，探春的远嫁，惜春的出家，湘云丧偶，妙玉被劫，以及鸳鸯等人的死亡，共同形成了“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”的大悲剧。与此同时，后四十回在表现贾府由“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之盛”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时，各种矛盾更加白热化，陷入内忧外困、无力自拔的境地，先是元春薨逝，贾府失去靠山；之后锦衣军抄家，贾府受到致命的一击；接下来是贾母和凤姐死亡，宝玉失踪，贾府“呼啦啦似大厦倾。昏苍苍似灯将尽!”总之，后四十回的补续，无论是主线的演进，故事的发展，情节的穿插与转换，以及多数人物的命运结局，大体上都与前八十回一脉相承，彼此连接和契合得较为自然，从而使全书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与只有前八十回的抄本系列相比，全本《红楼梦》满足了万千读者的阅读期望和习惯，因而才能使其广为流传。

二是后四十回继承和发展了前八十回的悲剧主题，使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着悲剧性结局的长篇小说，从而提升了该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至于说到《红楼梦》的价值，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。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，并无讳饰，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，坏人完全是坏的，大不相同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，都是真的人物。总之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”按照原作者的创意和构思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彻底的悲剧，无论是宝黛钗爱情婚姻的结果，还是大观园众少女的命运，抑或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，无不以悲剧为最后的结局。虽然在后四十回中，有“沐皇恩”、“延世泽”、“兰桂齐芳”、“家道复初”等所谓的光明的尾巴，但宝黛爱情悲剧到此时才真正形成，而众少女死的死、散的散，“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”的大悲剧也才真正上演，贾府也终于落入衰败。因而后四十回较好地完成并深化了前八十回的悲剧主题，并不因有光明的尾巴而减少一丝一毫的惨象。

三是在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上，后四十回继承了前八十回含蓄的叙事风格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。清代红学家张新之说：后四十回在写作技巧上，“有正笔，有反笔，有衬笔，有借笔，有明笔，有暗笔，有先伏笔，有照应笔，有著色笔，有淡描笔。各样笔法，无所不备。有谓此书止八十回，其馀四十回，乃出另手，吾不能知。但观其通体结构，如常山蛇首尾相应，安根伏线，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，且词句笔气，前后全无差别。”张新之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大其词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应该说，后四十回中的一些重要情节，与前八十回相比毫不逊色，甚至一些章节，比如焚稿断痴情、贾府被查抄等，还称得上是十分精彩之笔。当然，从语言风格上来说，后四十回除少数章回外，再也没有了前八十回那种典雅、流畅、幽默、传神的优美语言，也没有了生气灌注、充满灵气的神韵。

总之，后四十回很多部分写得不如前八十回，后人修补的迹象非常明显。其实，一部再伟大的作品，都有其精彩绝伦的部分，也有其相对不那么出彩的部分，后面写得不如前面精彩、好看，并非只有《红楼梦》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名著同样如此。这种现象也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性规律，大凡长篇小说的作者常常把精力、时间以及才情放到前半部了，或者说在前半部分费的功夫多，而到了后面往往会松懈下来，或者说最精彩的故事前面已经讲完，到后面很难再有什么令人叫绝的情节出来，因而《三国演义》到了鼎立之后，《水浒传》到了好汉们全部上了梁山，后面的章节都乏善可陈，让人感到味同嚼蜡了。

六、高鹗、程伟元在后四十回里，究竟都增、删、改了什么呢？

前面已经讨论过，以高鹗自身的文学写作能力，以及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，绝不可能续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后四十回来。实际上，所谓高鹗续书是后人硬派给高鹗的，高鹗自己并未揽功。程高本序言中也说得清清楚楚：“书中后四十回，系就历年所得，集腋成裘，更无它本可考。惟按其前后关照者，略为修辑，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。至其原文，未敢臆改，俟再得善本，更为厘定。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程高强调他们所做的工作，主要是整理、修补而非续写。这既是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，也符合我们以上所作的分析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，而非得说是高鹗续写的呢！

虽然能够确定后四十回决不是高鹗续写，但比较刊本前八十回与抄本《石头记》的内容，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，高鹗对前八十回还是作了一些修改，按照程高在序言中的说法是：“书中前八十回钞本，各家互异；今广集核勘，准情酌理，补遗订讹。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，意在便于披阅，非敢争胜前人也。”那么，高鹗对前八十回都作了哪些改动呢？改动后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？下面我们不妨举例对照一下。

通过比较，我们会发现第三十七回有一处明显的增文。此回一开始写贾政点了学差，择日赴任。抄本上这样写道：“这年贾政又点了学差，择于八月二十日起身。”到了程高本中，此处变为：“且说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，居官更加勤慎，以期仰答皇恩。皇上见他人品端方，风声清肃，虽非科第出身，却是书香世代，因特将他点了学差，也无非是选拨真才之意。”两相对照，抄本的表述十分简略，程高本则增加了两个意思：一是贾政为报皇恩，做官更加勤勉；二是皇上认为他“人品端方”，特意将他点了学差。这样一改，等于是一方面赞扬了贾政，另一方面歌颂了皇帝。不过，说贾政“人品端方”，也并非篡改了原作者对贾政的定位，而只是重复第二回冷子兴以及第三回林如海对贾政的评价而已。至于此处对皇上的歌颂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出格的改动，这样的意思应该说在前八十回比比皆是。当时是一个盛行文字狱的时代，想想文人怎么能在书中缺少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呢！

第七十回与第七十一回之间，也有一段明显的增文。抄本第七十回末，只写到宝玉和众姊妹放完风筝，大家散去，“黛玉回房歪着养乏”为止。程高本却在之后增写了一段宝玉经常读书写字、众姊妹不去招惹他的文字。第七十一回开始，抄本直接写贾政放学差回来，在家歇息的情景。程高本却在前面加了一段文字，写宝玉向贾政请安，贾政问了他功课的事。增加的这两段文字，可以看出是在为后四十回宝玉中乡魁做铺垫，原来不爱读书的宝玉，似乎渐渐变得有些重视读书了。也可以理解为，宝玉估摸父亲外放快回家了，为了应付父亲过问功课的事，他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准备。因而，这里增加一段文字，不能说是篡改了原作者的意图，或者完全是画蛇添足，其实添上也并不显得累赘。

我们再看看高鹗对前八十回都作了哪些删改，删改后又会出现什么问题。第二回写贾雨村第一次被罢官，上司参他的罪状，抄本的表述是：贾氏“生情狡猾，擅纂礼仪，且沽清正之名，而暗结虎狼之属，致使地方多事，民命不堪”。程甲本对此未作改动，程乙本却将此段文字删改为：“貌似有才，性实狡猾，又题了一两件徇庇蠹役、交结乡绅之事”。一些红学家认为，这样一删改，减轻了贾雨村的罪行。其实仔细一比较，两段文字的含义差不多，分量并无明显的减轻。退一步讲，就算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，贾雨村也还是变不成好人，他乱判葫芦案，逼死石呆子，本身就已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因而程乙本此处所作的删改，实际意义并不大。

第二十九回是被修改得比较严重的一回。比如如贾母等人到清虚观打醮出发时的情景，程甲本与各抄本文字相同，程乙本则作了较大的修改。为了说明两者的异同、优劣，我们将其放到一起做一下对比。抄本这样写道：“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，这门前尚未坐完。这个说‘我不同你在一处’，那个说‘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’，那边车上又说‘蹭了我的花儿’，这边又说‘碰折了我的扇子’，咭咭呱呱，说笑不绝。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：‘姑娘们，这是街上，看人笑话。’说了两遍，方觉好了。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，早已到了清虚观了。宝玉骑着马，在贾母轿前。街上人都站在两边。”而程乙本改成了这样：“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，都站在两边观看。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，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，七言八语，指手画脚，就象看那过会的一般。只见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，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，彩辔朱缨，在那八人轿前领着，那些车轿人马，浩浩荡荡，一片锦绣香烟，遮天压地而来，却是鸦雀无闻，只有车轮马蹄之声。”有人说，程乙本将原作者的文字完全改坏了，而笔者却认为两者各有特点：抄本主要写贾府不常出门的姑娘们，对于参加这样的户外活动很兴奋，叽叽喳喳说笑个不停，从描写方法上来说，这是在前面行动描写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语言描写，显示了贾母出行时场面的热闹；程乙本则把原来的语言描写给删掉了，转为主要写看热闹者的表现和感受，这是一种从侧面烘托气氛的表现手法。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叙述角度的不同，前者完全是从作者的视角去写，后者却由作者的视角转换为观看者的视角，更加说明贾家出行时的排场。而且，抄本写宝玉、写观看者时，只是轻轻一笔带过，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；程高本却突出了观看者眼中的宝玉形象，“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，彩辔朱缨，在那八人轿前领着”，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因而不能说，此处所作的修改就一无是处，但作为一部作品的整理、出版者，如果没有确实需要修改的理由，最好还是不要去改原作，像这样的改动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。

与增加、修改相比，程高本对前八十回的处理，更多的是直接删掉原文，而且文字量也最多。例如第六十三回，有关宝玉为芳官改名为“耶律雄奴”的一段，在抄本上篇幅接近一千字，程高本上却完全删去。第七十回，又删去黛玉放风筝时同紫鹃、翠缕的对话等段落，大约有八百多字。第七十八回，贾政让宝玉、贾环、贾兰分别作一首《姽婳词》，之前有一段心理活动，大约有六百多字，程高本上完全删去了；同一回，宝玉作《芙蓉女儿诔》，之前有一段抨击时文八股和功名利禄的一段话，抄本上大约有四百多字，在程高本上也被删去了。为什么高鹗将“耶律雄奴”一段文字删去呢？因为所谓“耶律”，是指与宋朝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国，而清朝统治者是满族，原是与宋朝并存的另一少数民族政权金国的女真族。女真一度为辽国属员，曾继匈奴、辽国之后侵略过中原。抄本中用“耶律雄奴”，显然有暗示清王朝渊源的意味，因而高鹗不将其删去才奇怪呢！为什么将宝玉作《姽婳词》之前贾政的心理活动删掉呢？因为这段文字反映了贾政看到宝玉举业无望，转而期望他能发迹于“诗酒放诞”，通过写作《姽婳词》颂扬“圣朝无阙事”，以邀君恩，同时也借此光宗耀祖。但这段心理活动，似乎与后四十回中“奉严词两番入私塾”以及“中乡魁”有冲突，因而被高鹗删去了。为什么删去宝玉抨击时文八股和功名利禄的一段文字呢？很显然，这段文字的观点与正统的封建思想相违背，被删去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，宝玉深恶仕途经济、不愿走科举之路的言论，是随时挂在嘴上的，只将此处删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至于删去黛玉放风筝时与紫鹃、翠缕的对话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“政治问题”，删不删都无关宏旨，可能是高鹗觉得有些啰唆、累赘，才删掉的。

现在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，程高本对前八十回所删改的，无非是一些过于扎眼、容易惹事、阻碍出版的情节和段落，所增加的无非也是一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字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《红楼梦》顺利地躲过清廷的审查乃至文字狱，而合法地成为出版物在社会上流传，避免出现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结局。搞清楚了程高本究竟对前八十回作了那些改动，我们大致上也就可以判断出，高鹗究竟是如何处理后四十回的残稿的。无非也是为了能顺利过关，把所谓的“碍语”删改一下，再增添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歌功颂德、其实不痛不痒的文字，把前后不衔接或相互冲突的地方改顺，使其能首尾贯通、前后浑然一体，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作品。

当然，高鹗对前八十回所做的增、删、改等方面的处理，客观上起到了削弱原著对封建制度、仕途经济的批判锋芒，但主观上却并非如一些红学家所说的那样，是作者主动地站在反动的立场，对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进行掩饰，甚至还对其进行了美化。因为即使对前八十回作了那样的处理，总体上仍然没有改变《红楼梦》暴露贪官污吏的罪恶、表达对青春女性的赞美、反映封建家族兴衰史的基本主题。高鹗大小还算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，但他是否就一定是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呢，从整理、修补后的实际来看未必如此；至于程伟元则完全是个书商，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体制外的人，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积极为统治阶级卖命。因而他们整理、刊印该书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其发现了《红楼梦》本身的价值，被它旷世珍品的巨大魅力所吸引，另一方面也还是为了谋取一定的实际利益。而从程伟元、高鹗当时面临的形势来说，正是清朝文字狱大行其道的时代，文人们、书商们稍有不慎，不仅脑袋难保，更遑论出版、传播《红楼梦》这样一本十分敏感的长篇小说。因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程高为这部书所做的一切工作，包括整理、修补和完善后四十回以及订正前八十回，不过是为了让这本书能顺利面世，而不至于被当权者阻止、扼杀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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